囊谦历史人物传记

囊谦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物荟萃。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军政人物；有开馆办学、推行教化的文化名人；有发展宗教文化、促进民族融合的高僧大德；也有精于技艺、的能工巧匠。本章本着优中选优的原则，共遴选出各类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  人，其中军政人物  人，科技卫生界人物  人，宗教人物  人，能工巧匠人物  人，妇女界人物  人，按照朝代顺序和人物卒年进行排序。

直哇阿路（生卒年不详）  青海玉树藏区第1世囊谦王，系创建囊谦部落及其王族世家的始祖。祖籍四川甘孜康定。据《囊谦王系谱》载，直哇阿路族姓直氏，为先祖吉乎·枯隆荣布的后裔，有44代孙和43代孙两种说法。约在12世纪中叶后期，青藏高原出现大小部落割据称雄的局面。直哇阿路携妾智藏尕毛及7子，同随迁属民进入澜沧江上游的吉曲、扎曲流域，遂成势力，为囊谦部落之雏形。囊谦是藏文囊伦谦波的缩写，意为“内务大臣”。据载，直哇阿路的先祖吉乎·枯隆荣布兄弟三人，长兄为万户府，二兄为大将军，他本人为朝廷官员，即“囊伦谦波”。公元1175年（宋孝宗淳熙二年），直哇阿路偕同巴绒噶举派高僧勒巴嘎布亲赴黎州（今四川汉源），向南宋政权请求颁发管理领地的文书，黎州官员颁文，承认登拉滩（即今四川省的邓柯地区）、达金滩（即今西藏昌都地区）、杰爱虎（今囊谦县吉曲一带）、羌柯马（今囊谦县香达一带）、当卡佳（一说今囊谦县桑珠一带，一说在今巴颜喀拉以西南）、劳达秀（今属西藏藏北的达查地区）等6个部落、1万户百姓为囊谦的领地和属民。从此，囊谦部落与中央王朝确立了领属关系。之后，元初八思巴再次认可，并封直哇阿路为囊谦王。

阿由路哇  12世纪末至13世纪40年代人。第2代囊谦王。1264年，元朝国师八思巴返藏途经玉树，选任勒巴尕布的再传弟子日美多杰为囊谦根蚌寺住持。八思巴到西藏后，阿由路哇急派其弟根蚌寺住持曲吉将才入藏晋见八思巴，请求给囊谦王颁发领地执照。八思巴以国师领总制院事的身份加封囊谦王阿由路哇，承认囊谦所属6部落为囊谦的领地和属民。

洛周加宝  第15代囊谦王。洛周加宝在位时，其弟尕玛拉德被黑帽系十世活佛缺央多杰承认为“功德自在宣抚国师”。洛周加宝亡故后，尕玛拉得摄理王位。当时，白利土司的势力侵入囊谦，迫害佛教僧侣，焚毁囊谦根蚌寺。尕玛拉德遂往青海和硕特蒙古处求援。和硕特顾始汗于1639年进兵康区，1640年底擒杀白利土司顿悦多杰。顾始汗为了奖赏尕玛拉德，给他颁发了一份新文册，承认其统治地位，从此，囊谦王归和硕特顾始汗管辖。

阿牛（1634～1672年）  第16代囊谦王，于1646年前往拉萨拜见五世达赖和顾始汗，贡献方物，请求册封。五世达赖和顾始汗赐给囊谦王阿牛“米旺仁青南杰”的称号，并颁给锦锻文册。1671年，囊谦部落发生内乱，1672年阿牛被其属下土官格洛旺扎毒死，年38岁。

官却加宝（1651～1697年）  第17代囊谦王，他继位后弄清其父被格洛旺扎毒杀，即出兵攻打格洛旺扎，格洛旺扎兵败身亡。1684年，官却加宝赴拉萨朝圣，时五世达赖已于1682年圆寂，第巴桑杰嘉措匿不发丧，以五世达赖名义给官却加宝发了新的文册。此后不久，发生云南丽江木土司反对和硕特蒙古的战争，和硕特蒙古丹增达赖汗派兵讨伐，囊谦王官却加宝也率兵助战。战争结束后，丹增达赖汗将一些珍贵的铜佛，塞石赏给了官却加宝，并颁给一份表彰文册。

多杰才旺（1680～1734年）  第18代囊谦王。第1代囊谦千户。 1709年，多杰才旺赴拉萨晋见拉藏汗，拉藏汗给多杰才旺发一号纸，申明：“囊谦邻地，邻部不得侵犯；囊谦寺院权利，邻部不得干涉，更不准任何邻部以强凌弱；在囊谦境内派差收税，过境官员，亦不得额外增差加税，越职理政管教。凡囊谦外逃之民，邻部不得收容，囊谦亦不得留住邻部之民，以免引起争端。各部宜守旧业，多行善事，违者重罚。”1723年，多杰才旺再次赴拉萨朝拜七世达赖，七世达赖也发给号纸，承认囊谦王的辖区。清雍正二年（1724年），云南提督郝玉麟在察木金（今昌都）招抚囊谦部落时，委任囊谦王才旺多杰为玉树地区各部落的总头人。1725年黄带子钦差敕封囊谦王多杰才旺为千户，并在颁给的号纸中明确指出：“此次定界后，各照所分疆界，管守百姓，与大皇帝按年恪上马贡，毋得有缺！”雍正十年（1732年），西宁办事大臣达鼐再次为饬定界址事给囊谦千户颁发的牌照中说：“……计开巴彦南称千户即尔策旺及所属番人驻址地方：东至岳尔尼苏尔莽；西至巴尔达、苏鲁隆、崩巴；南至咯木达之源谢索布拉叉木多；北至甫尔卡山梁阿拉克硕交界。”

班究才定（1718～1763年）  第19代囊谦王，第二代囊谦千户。班究才定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承袭千户，在会盟仪式上，西宁办事大臣派来的主事官员授予班究才定经雍正帝御批、由兵部颁给的文册，赏给囊谦头人为千户职衔及顶戴花翎。1742年赴拉萨朝拜七世达赖，请得号纸。1744年去西藏又请得西藏摄政颇罗鼐颁给的文册。18世纪50年代，班究才定与其弟索南达杰不睦，索南达杰闹分家，西宁办事大臣呈报理藩院，由理藩院议复：“准予分居，给索南达杰属民300户，包括属民住地的百长一并分给。”但是，被分给索南达杰的达沙百户及属民不从，纷纷归附囊谦千户。索南达杰无奈，只好与千户和好如初。后来班究才定将千户职权让给了索南达杰。

丹周才定（1752～1827年）  第20代囊谦王，第三代囊谦千户。丹周才定13岁承嗣，嘉庆元年（1796年），西宁办事大臣策拔克给丹周才定更换牌照，开明四至辖界，翌年会盟时，由主事官员当着众头人宣布颁发。在这次会盟会上，千户丹周才定会同主事官员处理了阿夏百户陈增与中坝百户昂赛之间的纠纷。此后，丹周才定去西藏朝拜八世迭赖强白嘉措和摄政功德林济咙呼图克图丹贝衮布，取得了二人发给的执照，此后，又去朝拜噶玛巴十三世活佛东周多杰，并到止贡寺进香布施。

索南求培（1789-1830年）  第21代囊谦王、第四代囊谦千户。1805年，索南求培前往西藏朝拜八世达赖，时八世达赖已于年前圆寂，遂亲见摄政功德林呼图克图，功德林呼图克图以摄政名义给索南求培颁发了一份执照。此后，索南求培先后到桑耶寺、主巴寺、止贡寺烧香拜佛，发放布施。

拉毛班藏（1794～1859）  拉毛班藏是第21代囊谦王、第4代千户索南求培之妻，五世池秀活佛阿德·巴丹晋美才旺赤烈的母亲。拉毛班藏十分重视对阿德·巴丹晋美才旺赤烈的培养，在阿德·巴丹晋美才旺赤烈幼年时，她嫌池秀寺偏远，不便儿子学经，便在千户府附近建起采久经堂，供子学经，成就了一位声名远播的高僧、诗人。拉毛班藏创建的采久经堂声誉鹊起，遂由子寺改为母寺，立活佛传世系统，阿德·巴丹晋美才旺赤烈成为第一世采久寺活佛。

阿德·巴丹晋美才旺赤烈（1812～1851）  阿德·巴丹晋美才旺赤烈是五世池秀活佛，也是降生于囊谦王族中的第一位转世灵童。阿德·巴丹晋美才旺赤烈被确定为五世池秀活佛后，不辜负母亲拉毛班藏的挚爱，晨诵夕读，勤学不辍，博览佛教经文，潜心钻研佛学典籍，成年后成为一代高僧、诗人，时人称之为“班智达”，意即大学者。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交往甚广，特别与章嘉国师关系密切，并与达赖喇嘛、青海蒙古王公等建立了联系。清道光年间，经章嘉国师奏请朝廷敕封囊谦王为“布政使”，授予亲王爵位，赐蒙古王爷服饰，颁发“诺门汗呼图克图”诏书，赐赠唐卡、乌金章等。因此，阿德·巴丹晋美才旺赤烈幼年学经的采久经堂改为母寺，立活佛传世系统，阿德·巴丹晋美才旺赤烈成为第一世采久寺活佛。“阿德”成为该活佛系统的佛号，转世承袭，至今已历八世。

官却拉加（1830一1871年）  第二十二代囊谦王，第五代囊谦千户。官却拉加承袭千户职位之初，囊谦部落的一切政教事务均由其兄阿德掌管，1851年阿德去世后，则由官却拉加管理。清同治元年（1862年），中瞻对反清首领工布郎结率兵千余，由德格北上，进攻玉树地区，焚毁拉秀部落堡寨及龙喜寺，并致函囊谦千户，胁令投降。驻藏大臣琦善率清军进驻玉树，囊谦千户派兵协助清军反攻，击溃工布郎结。同治三年（1864年），拉布楞寺遣兵至玉树胁令各部落归附，诸弱小部落，皆畏势听命，1866年，囊谦千户集结军队，予以还击，将拉布楞军逐出玉树。拉布楞寺又派兵进犯玉树，兵至囊谦，千户举兵抗击，互有杀伤。拉布楞军不能取胜，遂休战罢兵退还。

旺泽·才旺拉加（1884-1950年）  第二十四代囊谦王，第七代囊谦千户。光绪十六年，主事锡拉绷阿前往结古会盟，旺泽·才旺拉加诉称川边德格土司赴藏，往来皆取道囊谦，强索支应以及屡被川番抢劫等情，该主事查传德格土司等对质，德格土司拒不到案，遂转奏朝廷，饬川、甘派大员查办，令德格土司赔偿囊谦所费银两，并饬各守界址，不得越境滋事。民国3年（1914年），川边经略使尹昌衡派员至囊谦，胁令归川，并派兵进驻称多，囊谦千户以故属西宁，遂派土官上诉于西宁办事长官马麒，马麒闻报派兵奔赴玉树，会同千百户对抗，遂致发生武装冲突。后经北洋政府派周务学查勘后，决定玉树25族仍归西宁管辖。1931年发生青藏战争。1932年4月，藏军占领囊谦，包围结古。 9月初，玉树防守司令马彪率青军发动全面反击，击溃藏军，收复囊谦。马彪以千户旺泽·才旺拉加在藏军犯境时，未予抵抗，形同同谋，处罚炒面万斤，青稞2万斤，牛200多头，羊40多只及野牲皮、鹿茸、麝香、马匹、金银等，价值白银2000余两。1935年马步芳在全省建立了15个保安区，任命旺泽·才旺拉加为第十五保安区司令，下属8个保安团。

土登宫保（1894～1952）  藏族，1894年出生于囊谦县东坝部落。其父官布绒谦，系囊谦千户四大“楞布”（大臣）之一，在王府为千户轮流执掌大权，办理政事要务。自民国初年土登宫保继承父业后，东坝部落日渐兴盛，属民从50余户发展到解放初的240户，约千人。土登宫保极有辩才，善社交，为人耿直公道，故在囊谦诸百户中颇孚众望，名百户均以东坝百户之言行为榜样。1949年玉树千百户献马事件中，他作为四大“楞布”的代表，携子彭措旺扎赴宁，参与献马，受到青海省军政委员会首长的接见和款待。新中国建立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感受较深，主张在玉树藏区建立人民政权。1950年，他先后参加了玉树分区第一、二届各族各界代表大会，并当选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自1951年3月，兼任囊谦县县长之职。1952年初，土登宫保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赴内地参观学习，思想有了根本转变。返回途中，在海南州恰卜恰突患重病。治疗期间，传子彭措旺扎等亲属去海南面聆遗训：“我死了你们不要难过，你们以后要相信政府，依靠政府，要跟政府走。”病情稍有好转后，由其亲属护送到东坝，不久病逝，终年58岁。

扎西才旺多杰（1909～1969）  第二十五代（末代）囊谦王、第八代囊谦千户，爱国民主人士。因他长相慈善，身材魁伟，又为人胸襟坦荡，菩提心肠，通晓佛经和藏医，喜诵经礼佛，被部族奉为慈悲观音的化身。1945年囊谦县成立参议会，扎西才旺多杰任会长，后任省政府参议。1949年初，马步芳责令玉树地区行政督察专员马峻推行保甲制，引起千百户的坚决反对。同年5月，马步芳升任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青海省政府组织献马活动，以示祝贺。在马峻的提议下，玉树亦决定献马贺喜，以求缓行保甲制。随之从众部落筹集良马及礼品后，由扎西才旺多杰率领所有时任百户及勤杂员工237人，于8月启程赴西宁。及至海南，获悉西宁已经解放。在扎西才旺多杰等人的竭力主张下，决定将所有马匹敬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抵宁后，受到了西宁市军管会民族处秦志伟同志的接待。９月１６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军政委廖汉生、军长贺炳炎及扎喜旺徐等军政领导设宴款待扎西才旺多杰一行，表示欢迎。扎西才旺多杰代表玉树众头人献马千匹，珍贵兽皮百余张，鹿茸10架，麝香7枚等，恳切表达了玉树藏族对中国共产党的敬慕之意。献马事件以正确的抉择，果断的行动，促成了玉树藏区的和平解放。1950年11月25日，中共玉树地方委员会派出访问团来囊谦工作，李伦振团长先后两次率员分别访问千户扎西才旺多杰和各百户。扎西才旺多杰在这新旧政权接替的紧要关头，不计个人及家庭利益的得失，毅然响应党的号召，积极配合访问团工作，率先表态赞同平稳过渡建立新政权。1951年2月26日，召开囊谦县各族各界人士第一次代表会议，扎西才旺多杰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继后当选为囊谦县各族各界代表常务委员会常委。从此，扎西才旺多杰为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忘我奔走，并担任了许多重要领导职务。同年12月当选为玉树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1953年12月当选为首届玉树藏族自治区主席。1955年6月改称为州长。从1953年12月至1965年10月的14年间，先后５次连选连任州长。期间，扎西才旺多杰为玉树地区的发展，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由昔日一呼千应的囊谦王成为一名人民的公仆，在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中选择了跟共产党走这条路。尤其在1958年初发生的反革命叛乱中，他毅然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出力，忠心不移，充分展示了这位爱国人士的坦荡胸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在1965年10月召开的玉树藏族自治州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而未被提名参加选举。更可悲的是，1966年10月25日召开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四届二次人代会，竟罢免了扎西才旺多杰省人民代表和州人委委员的资格。继之他又失去了人身自由，在“文革”中批斗挨打，遭到严重迫害。1969年2月，扎西才旺多杰含冤溘然离去，享年60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扎西才旺多杰得到党和政府的公正评价，并平反昭雪。

降央伯姆（1913～1988）  原名泽雍巴姆，女，藏族，青海囊谦县人，是第二十四代囊谦王、第七代囊谦千户旺泽·才旺拉加之长女。民国26年（1937年）11月嫁与德格土司泽旺邓登为妻。

德格土司是康区四大土司之一，在清朝时曾被赐封为宣慰使。其辖区包括德格、邓柯、白玉、石渠及西藏昌都地区的江达。1942年，泽旺邓登去世，因其子年幼，由降央伯姆掌政。1949年10月，降央伯姆获悉故乡玉树解放，随即派人前往玉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头，表示拥护家乡解放。这一行动体现了降央伯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赤诚之举，念念不忘故土的拳拳之心。1950年，她担任昌都解放委员会副主任、西康省人民政府委员。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途经甘孜州和昌都地区时，她积极向藏区群众反复宣传，晓之人民军队进藏是为了祖国的统一，藏族人民的解放，民族的团结。她忘我奔走，积极努力，动员群众积极帮助人民解放军运送进藏物资，为支援进藏部队解放西藏作出了很大贡献。1952年，她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会见。同年，列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1956年，甘孜州进行民主改革，降央伯姆带头交出土司家族的财产，以实际行动推动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文化大革命”期间，降央伯姆受害较深。粉碎“四人帮”后，她再次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代表。降央伯姆工作更加积极热情。给国外的亲友写信，宣传祖国的大好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促进民族的团结矢志不移地积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降央伯姆先后担任了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昌都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康定地区民族协商会副主任、西南民主妇女联合会委员、全国民主妇联执委、西康省协商会副主席、甘孜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甘孜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西康省妇联副主任、西康省人民政府委员、全国妇联执委、四川省妇联副主任、政协四川省一、四、五、六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许多重要领导职务。她还是１９８８年前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几十年来，降央伯姆和着历史前进的节拍，跟着共产党走，不计较个人的政治进程中的得失，在中国共产党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不懈工作。

张振华（1937-1988）  原名桑尕，藏族，原籍囊谦县香达部落，出生于1937年10月，贫牧家庭。1948年入玉树县立中心国民学校读书，起汉名张振华。在校年余，玉树和平解放。1951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玉树地区首次征兵，时年14岁的张振华如愿应征人伍，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战士。在部队张振华刻苦练兵习武，勤奋学习军事、文化知识，军事技能和政治思想觉悟迅速提高。1953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在1958年至1962年的玉树平叛斗争中，张振华先后参加剿匪战斗10余次，骁勇善战。1958年8月至9月间，他和一王姓的汉族战士巡逻执勤时，突遇叛10多人，遂展开激烈枪战，战友身负重伤。张振华立即将战友和自己的长短枪背在背上，拿起战友的轻机枪与敌对射，且战且走。当时战斗的地方是一片沼泽地，坑坑洼洼，不时被绊倒，跌倒爬起，复背好战友和枪支，继续还击，英勇战斗。张振华面对匪徒的疯狂进攻不畏惧，不胆怯，他骁勇无比的气势，使敌匪不敢贸然靠近，双方相持对战，直到救兵赶来全歼股匪。自此，张振华声名大震，叛匪闻名丧胆。

1961年11月，张振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张振华历任班长、小队长、中队长．县武装部副部长、部长、政委，玉树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还曾在党内担任县武装部党委委员、副书记、县委委员、常委、军分区党委委员、常委等要职。他扎根高原，安心部队工作37年，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军队。因政绩突出，曾先后被评为治安模范先进工作者、老高原典型人物等，多次受到奖励。担任州、县部队领导以后，积极完成省、州军区的有关军事、政治各项工作指令。为建设地方人民武装，配合完成地方中心工作，维护人民政权，抗灾救灾，支援和保护牧区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尤其在抗灾保畜工作中，身先士卒，带病坚持工作，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他的身影。1985年玉树西部地区遭受历史罕见的大雪灾，时任玉树军分区司令员的张振华，急为群众所急，想为群众所想，冒着严寒，踏着没膝的积雪，亲临重灾区，徒步查看灾情，带领部队、民兵挖雪开道。在灾情严重的曲麻莱县，先后开通了玛多乡至秋智乡、县城至曲麻河乡的道路，随后又转战于治多县的重灾区扎河乡，在灾区工作整整80天，先后开通了扎河乡至索加乡，县城至扎河乡的道路，给受灾牧民送粮送衣，转移抢救牲畜，动员群众及时宰杀濒危牲畜，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在抗灾保畜的关键时刻，张振华不但给受灾群众送去了急需的救灾物品，而且送去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人民子弟兵的深情厚意，受到青海省人民政府，省军区的通报表彰。由于他长年带病工作，病情日益加重，1988年8月9日医治无效，在结古逝世。终年51岁。

彭措旺扎（1938-1989）  藏族，1938年12月出生在囊谦东坝部落百户世家，是前百户土登宫保之独子。自幼接受私塾教育，具有较高的藏语文水平和道德修养。1952年其父土登宫保病故后，他积极靠近人民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共产党的政策。当年，14岁的彭措旺扎提前足额完成了本部落的纳税和抗美援朝捐献任务，受到政府嘉奖。 1953年参加革命工作后，作为爱国民主人士代表当选为囊谦县着晓肖格政府肖格长。1954年作为玉树藏区青年代表赴北京参加了中国民主青年联合代表大会，并被推选为青联委委员。与此同时，囊谦东坝部落的一些群众在神山上挖虫草，被代理百户事务的母亲关押在百户家中。彭措旺扎获悉，即返家中悄然放行，自己受到母亲的关押体罚。此事传开，受到自治区、县党政领导的赞誉。1955年17岁时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年被保送到北京中央团校学习深造，受到共产主义理论教育，接受和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56年18岁时当选为囊谦县副县长。互助合作化运动时，他动员家人将全部牲畜田产交给初建的国营农场，并在着晓地区成功地开展了互助合作化试点工作。1957年中共西北局批准其入党后，为便于开展民族宗教上层界的工作，保密其党员身份。从此，更加积极工作，对党忠心耿耿，深得党组织的信任。1958年当选为囊谦县县长。平叛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立场坚定，毫不动摇，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人民一边，同时以其特殊的身份在掌握社情，了解上层各种思想动态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担任县长期间，带领囊谦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度过三年困难时期，恢复经济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为此，当选为玉树州委一届至第四届人代会代表，担任第一届至第四届州人委委员。于1965年9月调任杂多县县长。1969年11月随军参加了西藏部分地区平叛斗争，负责翻译工作。在政治招降工作中起到特殊作用。1970年元月返回杂多县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运动高潮阶段，因涉嫌家庭成分和个人身份，受到审查和错误批斗，1972年7月调任曲麻莱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4年2月调任中共玉树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兼县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他坚决拥护并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自1981年起连任玉树州第六、第七届人民政府副州长。1988年增补为中共玉树州委常委。茌落实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政策，纠正“左”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推动玉树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付出了很多精力和心血。更为增强民族团结，密切党和政府同各界人士的关系，促进社会稳定，作了大量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起到了他人难以替代的作用。1989年4月20日11时55分，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引起心脏骤停，逝世在办公桌前，年仅51岁。

本派（1926-1995）  全名苏白本玛才派，藏族，1926年3月出生在囊谦香达部落百户世家。父乌吉尼玛，原系香达部落世袭百户，解放后曾任囊谦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母更求拉毛。

1944年，囊谦连遭数年自然灾害，农牧业歉收，群众生活困难。在老百户的支持下，本派带领十几名随从赴西宁、兰州学习种菜和织毯技术，购进白菜、洋芋、大葱等籽种，在香达一带试种，获得成功，并推广到囊谦广大农区。从此囊谦地区有了种植蔬菜的历史。还在香达村开办了玉树地区第一个地毯作坊。1945年春，本派带领属民代表再赴西宁，向国民政府呈报了灾区困难情况和要求减免官税的报告，得到了减免囊谦地区3年农牧税的许可，为灾民争取到休养生息的机会。

解放初，本派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团结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热情宣传党的政策，1953年成立囊谦县青年联合会时被推选为主席。1954年当选为出席全国青年联合会代表，赴北京参加了大会。1956年任囊谦县法院副院长，兼囊谦县工商联合会主席。1956年和1957年连续两年被囊谦县政府评为治安模范。1957年，囊谦县私有制改造步履维艰，本派主动将自家的240间房屋、1660头牲畜、430亩农田及其生产农具一次性交公。他的带头行为推动了全县开展私有制改造的进程。1959年囊谦县委保送本派到青海省社会主义学院进修学习，政治理论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1961年至1966年本派连任囊谦县第一、二、三、四、五届政协副主席职务，期间，认真执行民族统战政策，领导有方，成绩突出，县政协机关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单位，本派个人也获得全州民族工作先进个人和全省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文化大革命”中，本派因其家庭出身，于1967年被下放到社队。但他忍辱负重，始终未动摇爱党、爱国、爱民的信念。

“文化大革命”后，本派恢复工作。1978年任政协玉树州副主席职务。1981年至1991年任玉树州政府副州长。他进入州级领导班子以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协助州委平反了历史上的许多冤假错案，大力宣传爱国、爱教、民族团结及民主法制政策，提高了宗教界人士及信民的思想认识。1989年被评为全州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在主管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工作期间，他着眼于长远和全局利益，特别重视民族语言文字的普及和提高。加强和改善教育基础设施，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师资队伍，想方设法改善全州医疗卫生条件，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医务人员，积极实施预防和治疗地方病。1987年被评为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先进个人。他在多年主管民政工作期间，始终加强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工作，创造了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他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扎实的工作作风经常深入基层，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帮助群众勤劳致富，采取措施解决实际问题；一方面及时向上级组织反映情况，与相关职能部门互通情况，共同努力，争取优惠政策。在80年代的3次特大雪灾中，他率先到灾区，实地考察，慰问灾民，在第一线指挥抗灾工作，不顾自己年过花甲，疾病缠身，鼓励灾区群众振奋精神，重建家园，受到群众的广泛赞誉。在江西林场发生火灾时，他又担任了灭火总指挥，身先士卒，坚守在火灾第一线，昼夜奋战10多天，扑灭了野火，减少了损失。为解决草山纠纷，他跑遍了玉树6县草山地界争议区，现场调查研究，以丰富的工作经验、历史知识和细致的工作作风，耐心说服教育，客观公正地处理了州内几十起草山纠纷问题。同时多次参加草场地界谈判，为明确草山地界减少草场纠纷，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担任玉树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他经常深入群众，调查了解，为玉树地区的改革开放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在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原则，依法办事，直言不讳，深受民众的好评。

本派的政治生涯坎坷不平，家庭生活亦多艰辛，他中年丧妻，终身未续，含辛茹苦，抚养子女，不论为官为父，其做人之道受到社会的普遍赞誉。1995年12月26日在西宁病逝。弥留之际，他说：“我没有虚度此生，我无愧于我的民族。”